2004年的一场大火，烧光了我姨侄在宣城广德开的店面，经消防部门清点，烧毁的裤子多达六千余条，直接经济损失五十余万。
我临危受命，抵达火灾现场，和造成火灾责任人频繁接触，试图拿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此次灾难的方案，但，由于各种原因，被对方拒绝。只能借助于法律打这场官司了。
由于都是私人经营，由于火灾的突发，使一切证据都因为大火而灭失，所以这个官司打起来相当的费力。
有利的一条就是，火灾责任人（由于好多复杂的背景，公安机关定性为间接责任人）有财产，而且在当地是有名的富翁，于是，我就仰仗枞阳在国家高院领导的老乡帮忙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对方的房产作了诉前保全。这是官司行进的关键之关键。
谁知，我这个不是律师的土律师从此走上了漫漫的官司之旅，一走就是四个年头。心灵疲惫得几乎虚脱。一件简单的民事案件的审判和执行，除了对方财大气粗，在当地有背景之外，案件的阻力竟来自对方并不怎么高明的恶性串通，企图逃避本来应该履行的法律判决。
证据，一切都需要证据，官司尽管从宣城市中院一直打到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，尽管我们都胜诉，但执行必须要解决案外人提出的保全异议。而我们的保全尽管是在合法的前提下的运作，但是，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证据揭穿对方的造假，或，发现责任人新的财产。这些对我们说来是难上加难。远在北京的国家高院的高官，是永远都不会像包公一样清正严明地将电话打到宣城法院。他说的也有道理，他的指示会让地方的法官办出冤案的。
就这样一直耗着过了好几个年头，先是我勤跑法院，跟法官都混得滚瓜烂熟，形影不离了。后来我变得聪明了，就是不断地给国家高院和省高院的领导写信。因为这样成本较低，效果还不错。就这样，一直到近期，法院终于逮着了案外人的软肋，没有在法定的时间继续上诉。因为他明知是造假，就没有了底气继续玩下去。所以才使得我们在无尽的等候之后，迎来了胜利。
当法院评估，公告，着手拍卖被我们保全的被执行人房产时，对方终于送来了全部的赔偿款。因为他有钱，因为他必须给。但是，整个案件历时整整三年！
通过对这个案件的全程代理，我深有体会，就是千万不能打官司。我认识国家高院几乎是最高长官了，官司一路绿灯，还这么难打，何况贫民百姓呢？除非有杀父之仇，或夺妻之恨，否则你千万不能打官司；不，即便有杀父之仇，夺妻之恨，要么你顾全大局，忍气吞声，要么你直接拿刀去砍得了，也不要去打官司，输赢不说，你耗不起。真的耗不起。
我临危受命，抵达火灾现场，和造成火灾责任人频繁接触，试图拿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此次灾难的方案，但，由于各种原因，被对方拒绝。只能借助于法律打这场官司了。
由于都是私人经营，由于火灾的突发，使一切证据都因为大火而灭失，所以这个官司打起来相当的费力。
有利的一条就是，火灾责任人（由于好多复杂的背景，公安机关定性为间接责任人）有财产，而且在当地是有名的富翁，于是，我就仰仗枞阳在国家高院领导的老乡帮忙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对方的房产作了诉前保全。这是官司行进的关键之关键。
谁知，我这个不是律师的土律师从此走上了漫漫的官司之旅，一走就是四个年头。心灵疲惫得几乎虚脱。一件简单的民事案件的审判和执行，除了对方财大气粗，在当地有背景之外，案件的阻力竟来自对方并不怎么高明的恶性串通，企图逃避本来应该履行的法律判决。
证据，一切都需要证据，官司尽管从宣城市中院一直打到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，尽管我们都胜诉，但执行必须要解决案外人提出的保全异议。而我们的保全尽管是在合法的前提下的运作，但是，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证据揭穿对方的造假，或，发现责任人新的财产。这些对我们说来是难上加难。远在北京的国家高院的高官，是永远都不会像包公一样清正严明地将电话打到宣城法院。他说的也有道理，他的指示会让地方的法官办出冤案的。
就这样一直耗着过了好几个年头，先是我勤跑法院，跟法官都混得滚瓜烂熟，形影不离了。后来我变得聪明了，就是不断地给国家高院和省高院的领导写信。因为这样成本较低，效果还不错。就这样，一直到近期，法院终于逮着了案外人的软肋，没有在法定的时间继续上诉。因为他明知是造假，就没有了底气继续玩下去。所以才使得我们在无尽的等候之后，迎来了胜利。
当法院评估，公告，着手拍卖被我们保全的被执行人房产时，对方终于送来了全部的赔偿款。因为他有钱，因为他必须给。但是，整个案件历时整整三年！
通过对这个案件的全程代理，我深有体会，就是千万不能打官司。我认识国家高院几乎是最高长官了，官司一路绿灯，还这么难打，何况贫民百姓呢？除非有杀父之仇，或夺妻之恨，否则你千万不能打官司；不，即便有杀父之仇，夺妻之恨，要么你顾全大局，忍气吞声，要么你直接拿刀去砍得了，也不要去打官司，输赢不说，你耗不起。真的耗不起。
